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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术?#21448;?#32593;

          人工智能对现行刑法的完善思路

           论文?#25913;?国内刑诉论文     更新时间:2019/2/26 10:44:44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伴随着AlphaGo战胜了人类围棋界著名棋手李世乭与柯洁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刑法领域,人工智能技术与犯罪主体的认定被认为是关键问题之一。现今最具讨论价值的便是人工智能技术主导下的无人驾驶汽车该如何入罪、如何厘清责任的问题。由此出发,经由对人工智能主体的进一?#25945;?#35752;我们可以推论出,现行的刑罚体系是无法满足未来具有主体资格的人工智能生命体犯罪的规制需求的。因而我们不仅要设想未来处罚人工智能犯罪的?#34892;?#25163;段,也要考虑到现在如何?#34892;?#30340;规制人工智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主体认定;刑罚体系

          2017年7月18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北京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7)?#32602;?#38463;尔法围棋入选2016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阿尔法狗(AlphaGo)也正式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性产物为人们所关注。这同样也吸引了法律人的目光,人工智能发展应当遵循怎样的法律价值?在刑法学领域内,人工智能的出现给现有的刑法体系,尤其是刑罚体系带来了怎样的挑战?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刑法思考

          (一)人工智能引发的思考浪潮

          所谓人工智能,即ArtificialIntelligence,英文缩?#27425;狝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30001;?#21644;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自计算机科学技术出现伊始,科学家们就对计算机拥有人类的智能这一未来做出了无穷的幻想。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与会专家和学者共同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多年后这场会议被认定为全球人工智能诞生的标志[1]早在1936年,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艾耶尔就曾经提出过区别有意识的人与无意识的机器之间的议题。而1950年,著名科学家图灵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预言了人类创造出具有真正职能的机器的可能性。他又进一步设计出著名的“图灵测试”以达到区分人与机器的目的。图灵的思考与担忧伴随着数次人工智能的浪潮起伏,人们在设想未来机器具有人格后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当真正意义上的“智能”的机器,他们的行为逻辑是否应当受到人类社会的种种准则的限制。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严肃的哲学家们思考着、浪漫的科幻作家们也在思考着,人工智能带来的,似乎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技术的革命,更像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头脑风暴?#34180;?#20154;们设计出了诸如“缸中脑”假说之类的哲学命题,全面的检索着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什么这一命题。

          (二)人工智能对刑法的现实挑战

          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的信息技术大革命,大数据时代正式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中大放异彩。无论是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战胜了能够集?#21009;?#29616;人类智慧的围棋运动中所有顶尖的人类选手,还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准确把握每一个人的性格爱好以决定推送内容的新网站,都昭示着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34180;?#20294;?#35813;?#30340;科学技术也带来了有识之士的担忧。这其中尤其以法律人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25112;?#34892;的思考最具代表意义。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节点之上,在人工智能已经涉足的领域之内,尤其是诸如机器人法律资格的民事主体问题,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智能系统致人损害的侵权法问题与人类隐私保护的人格权问题等等问题[2]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探讨。而在刑法学领域,诸如人工智能与量刑,人工智能与刑事归责原则,人工智能与医疗事故犯罪等都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但就现阶段而言,代表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驾驶汽车发生的事故让我们开始思考,从交通事故犯罪的层面看人工智能技术对刑法学的影响与挑战或许是比较具有现实意义的途径。

          二、人工智能的主体认定新挑战———从交通事故犯罪出发

          无论是严肃的伦理思考,还是浪漫的科幻畅想,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在具?#23567;?#20154;格”的机器是否应当称之为人这一核心之上,进一步?#30001;?#19979;去,以著名悖论“忒休斯之船”的逻辑出发,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哲学上的千古难题———“人是什么?#34180;?#22914;此宏大的哲学命题笔者难以置喙,但是哲学上的“人是什么”问题,放到刑法学领域内,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在犯罪主体领域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要思考的是,以往所言的犯罪主体中的“人”究竟意指什么。现今具有现实讨论价值的情况主要是人工智能驾驶技术,而相较于辅助性人工智能驾驶技术,无人驾驶技术可以说是现今人工智能对主体认定的挑战的主要代表。近年来,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可谓如火如?#20445;?#35299;放双手,智能规划,轻松通勤似乎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够实现。世界各国、各大科研机构与院校、科技企业等都对其抱有极大的热情。2016年百度与芜湖市政府就联手打打造了全无人车运营区域。但是与政府、科研机构的热情相反,一般民众似乎对无人驾驶技术表现得比较冷淡。根据一项民调显示,在美国受访者中,仅有20%表示自?#20309;?#26469;会考虑购买无人驾驶汽车,5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暂时不会考虑,而30%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不会购买。其中持否定态度与保守态度的受访者占到70%之多,简单分析其心理,无非是担忧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的潜在风险,近期谷歌无人车发生的几起事故虽然不至于彻底否定无人驾驶技术,但是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无人驾驶技术尚不完善。不完善的技术代表着无人驾驶有造成交通事故的可能,从刑法角度进行考量,交通事故犯罪主体如果变成了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如何归责呢?

          (一)我国传统刑法中对于交通事故犯罪的规定

          在我国,以交通肇事罪为例,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26500;?#31169;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现行刑法理论中,如张明楷教授认为,此罪不属于身份犯盖因一方面刑法没有做出主体的限定,另一方面而言没有?#37038;?#20132;通运输的人员也完全可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3]也即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身份。同时,实行行为必须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再者,必须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26500;?#21496;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再次,重大交通事?#26102;?#39035;发生在交通过?#35752;?#20197;及与交通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中;最后,交通肇事的结果必须由违反规范保护目的的行为所引起。对?#20219;?#22269;刑法立法所采用的四要件体系中的规定,二者表述相差不大。而在责任层面而言,交通肇事罪一般为过失,本罪可能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21448;?#29359;,也可能与危险驾驶罪构成想象竞合。人工智能参与下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技术在除却主体以外的其他构成要件的认定层面,与传统交通肇事罪并无任何不同,也不需要有任何不同,主要的争议点集中于,对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者,能否包含人工智能主体,其实也就是人工智能能否被当做法律上的“人”这个问题的?#30001;臁?

          (二)无人驾驶时代的主体认定新挑战

          首先,现行刑法体系中,任何犯罪无外乎“人”在实施,当然这里的人,不仅仅包括自然人,在某些犯罪中也可能包含单位。但是一般而言,机器是不会成为构成要件意义上的主体的。在无人驾驶中,往往“人?#21271;?#36523;已经不参与?#23548;?#30340;驾驶行为,至少参与程度大大缩减。在“人”慢慢淡出视野的情况之下,行为究竟是由谁来实施的呢?一般而言,刑事责任主体的认定遵循着“无行为则无犯罪”原则。在此情况之下,此原则的适用或许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如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34987;?#21457;布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机器人一般被视为通常意义上的产?#32602;?#20154;工智能至少在现阶段我们不能认为其拥有自主意识,那么没有无支配行为的意志,此主体很明显不应当被纳入现行刑法的考量范围之内。其次,基于“允许的风险”而做出的风险分配责任体系下,无人驾驶可能根本不会被纳入考量,如前文所述,现今人工智能技术很明显是不可能带有所谓“意志?#34987;頡?#24847;识”的,因而考量程序本身逻辑算法中所体现出的行为背后的“罪过”完全就是水中捞月,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是现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情况所决定的技术层面的限制。此时可能会有人援引对ISP(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追责原则来对其进行追责。此种做法明显是在混淆事?#25285;?#20559;执的将责任一并推卸给技术提供者。此处明显需要?#26234;?#20917;进行讨论,因为与网络服务不同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无人驾驶,驾驶行为明显是?#21892;?#31243;序内在的逻辑算法等决定好的,人并没有参与到驾驶行为之中去。如果编辑的逻辑算法的人含有造成交通事故的故意或是过失等,那么自然可以追?#31185;?#21009;事责任,这没有任何疑义。但是如果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是逻辑算法所能涵盖的范畴之外的因素,那么追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则显得有失偏颇。这种依赖于寻找替代责任的方式是不符合现今刑法谦?#20013;?#30740;究进程的。在人工智能深参与的无人驾驶中,原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人?#20445;?#24050;经变成了潜在的“被害主体?#34180;#?]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无人驾驶之中,传统的肇事者已经某种程度上消失了。那么如上文所述,将责任部?#26234;?#24418;的归于技术服务提供商身上也是不尽合理的。是没有看到无人驾驶技术的特殊性的行为。但是,将无人驾驶可能导致的风险全部单纯的当做“可以允许的风险”对待,恪守所谓“技术中立”则很明显是忽视了基础法益的保护,纵容了过高的刑罚风险的行为。刑法始终应当立足于保护被害人法益的基础之上展开。在此基础之上,或许将责任?#20540;?#22312;无人驾驶汽车使用者、所有者、提供者、制造者身上是较为现实的解决之道。在我们讨论之后回?#20998;匭律?#35270;以交通肇事罪为例的无人驾驶与交通事故犯罪的关系问题时,我们不难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可能就会成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因素。诸如现今无人驾驶技术中大规模运用的自动刹车系统,即是需要?#21368;?#21069;方阻挡车辆前行的物体究竟是什么,例如前面是人,那么自然需要进行停车制动,但如果前面是行进中的动物,还需要停车制动么?也许可能有人会说应当停车制动,但是如果?#20204;?#20917;发生于高速公路之上呢?多起高速公路之上的?#20234;?#36710;祸都证明了,尤其是在视线条件不好、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下对忽然在路上行进的动物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是很可能会导致灾?#30740;院?#26524;的。因此,现行技术的瓶颈确实是入罪的?#20064;?#20043;一,那么技术上的瓶?#34987;?#32773;是无法发现的薄弱?#26041;?#26159;否能够成为想制造者、提供者追责的主要依据呢?很明显,我们通过《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可以得知,此?#26234;?#20917;可以免责。那么在体系更为完备,定性更为严谨的刑法领域之内对其入罪是存在明显的过度倾向的。因而,也许在现行环境之下,?#20540;?#36131;任承担是比较无奈但又唯一现实可行的处理方法。综上所述,以无人驾驶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主体认定层面,将给现行的刑事司法体系带来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是也许未来有一天,人工智能将会具有主体资格,那么当它具有了主体资格?#38498;螅?#25105;们又该如何处它呢?现行的刑罚体系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么?

          三、人工智能的刑罚认定新挑战

          如前文所述,对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地位这一问题,在现行的科技视野之下,我们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就当前而言人工智能更应该视为产?#32602;?#32780;不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因而仅仅就现在而言,单纯由人工智能技术导致的犯罪,我们只能将其视为意外事件等来处理。但是人工智能技术是属于未来的科学,而刑法学也是流动的科学,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人工智能生命体可以被认为是刑法意义上的主体,我们应当如何规制它。

          (一)人工智能对现行刑罚体系的挑战

          现行的刑罚体系,主要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主刑,也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附加刑。这样的刑罚设置的完善的、合理的。1.主刑对于具有主体资格的人工智能体的适用由我国主刑规定的刑种来看,我国主刑主要都是?#26434;?#21009;。?#25970;次?#20204;先不考量人工智能生命体具?#34892;?#27861;意义上的主体资格是否可能实现,我们不妨大胆的设想,伦理学、社会学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人工智能生命体具有了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对于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而言,?#26434;?#21009;的适用余地在哪里。(1)类比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26434;?#21009;再讨论有限度的?#26434;?#21009;之前,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规制人工智能技术规制的是其程序,而并不是其程序的载体,打个比方即是要管理的是程序,而并不是电脑。因此我们集中于讨论对程序而言,如何限制其?#26434;傘?#26681;据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情况而言,对于人工智能而言的?#26434;桑?#31867;比而?#26434;?#35813;是其生存发展的?#26434;桑?#31616;单的看,人工智能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能源与数据。能?#27425;?#20204;可以以电能进行主要的讨论对象,而数据一般而言类比于网络接入也是合理的。?#25970;创?#36825;个角度出发,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最为契合?#26434;?#21009;构造的应该是?#31995;?#19982;断网。就断网而言,仅仅断开网络链接能达到限制其?#26434;?#30340;目的吗?人工智能程序在本地,依然会留有相当部分的数据存储,也?#27492;?#35859;单机使用。因而,对于人工智能的?#26434;上?#21046;,应当体现在断开网络链接+限制对其使用两个层面。在理论上这样的设置也许是合理的,但现实中而言,达成这样的目的只需要关闭电源或即可以做到。但这样的处罚并不能说具有处罚效果,断开电源并不能?#34892;?#22320;伤害到人工智能所拥有的?#26434;桑?#22240;为人工智能所拥有的?#26434;?#26159;在连通电源,接入网络后进行信息处理的?#26434;傘?#32780;这种?#26434;?#30340;前提是连通电路、连接网络。这种?#26434;?#19981;能类比与人类的?#26434;桑?#26159;被法律先予赋予的。人工智能的?#26434;?#24212;该说是在接入网络联通电源时被赋予的则更为合理,而赋予他?#26434;?#30340;应该是。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自?#24187;?#26377;之后的结论,因而,针对人工智能的?#26434;?#21009;更应该是针对人工智能这一特殊主体的特殊情况所设置出的独特的新形态的刑罚。(2)设想中的针对人工智能的新形态的?#26434;?#21009;从人工智能这一主体的新状态出发,他的生存与发展体现在接入能?#30784;?#33021;够接触数据之后。所以我们从人工智能的运作模式出发,人工智能的生存与发展其实应该是依赖于其运算能力而体现。因而降?#25512;?#36816;算能力,可以起到限制其生存与发展的目的,也许能够让具有?#29616;?#33021;力的人工智能感受到足够的?#32431;啵?#20197;达到刑罚规制的目的。同样是从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生存”依赖于其程序编码中所书写的程序的命令。?#28909;?#25105;们将其假定为独立的主体,那么这个主体的生存与发展是依托于命令语句得以实施的,在此角度上而言,针对犯罪的人工智能,通过高级别的命令语句修改其程序,限制其行为。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对其?#26434;?#30340;限制。

          (二)附加刑对于具有主体资格的人工智能体的适用

          我国附加刑由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构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政治权利还是财产权利,针对人工智能而言,其存在的前提都是人工智能具有了法律上的主体资格。?#29992;?#27861;刑法理论出发,对于责任能力的认定民法显然是比刑法宽松一些的。但如果是这样,人工智能生命体将会拥有生命权、财产权权等基础权利。回?#27515;罚词?#26159;只是复制活人本体的克隆技术都遭受了伦理学、社会学领域的猛烈抨击,至今克隆人都无法产生,遑论其主体资格。很难想象在人工智能生命体层面,我们能够认为,一个由代码构成的、几乎没有生命表征的程式集合体能够具有成为“人”的可能。至少在人工智能能够称之为“人”之前,现行刑罚体系下的附加刑对其完全没有适用的余地。结合对于现行刑法关于主刑与附加刑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主体在连规定较为宽泛的民法范畴之内都无法被认定为民事主体,在刑法领域内反而单独将其认定为刑事主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疑问。因而在解决好人工智能具有民事法律资格这一宏大命题之前,现行的刑罚附加刑体系很?#24310;行?#30340;规制人工智能。综上所述,无论是现行的主刑亦或是现行的附加刑体系,都无法?#34892;?#30340;规制人工智能,我们更应该创新出属于人工智能的独立的、崭新的处罚方式。但是针对人工智能的处罚是否能让人工智能感受到?#32431;啵?#33021;否真正的起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四、规制人工智能的法律建议

          对人工智能的规制设想到未来是体现了理论研究应当具有的前瞻性的,但短时间内的现实意义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对于人工智能的规制?#26434;?#26356;多地注重在被认定为产品的人工智能的范围之内。而笔者?#27493;?#20197;此为出发点,着眼于人工智能具有主体资格之前的时间节点,思考?#34892;?#30340;规制人工智能的法律建议。1.建立更为严格的人工智能技术准入制度以大数据时代的到?#27425;?#32972;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代表着未来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拒绝进步,拒绝变革是错误的。人工智能技术所体现出的强大的辅助能力与几乎无限的发掘潜能使得我们倾注心血研究、并尝试着推广应用是可取的。但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23853;?#36215;步的前提之下,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准入门槛、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无疑是必要的。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如果严格限定无人驾驶汽车仅用于点对点交通,或是城市内环通勤,在车速不快的前提之下,造成的损害也许相比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相对而言更为可控。其他人工智能技术也更多的应当设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尤其是对于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领域而言。2.设置人工智能命令“禁区”在编译程序的范畴之内,命令优先级各有不同。因此这也使得我们规制、预测人工智能的行为成为了现实。对于某些事项而言,我们需要调动最高级的命令指令对其加以限制。例如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⑤就是对此最为生动形象的?#25925;汀?#23545;于人工智能能够涉及的领域进行规定,而对于允许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内也要设定人工智能的工作原则,以此确保使用人工智能时的安全性。3.人为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会取得飞速的发展,将来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达到、或者超越人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旦当人工智能达到了所谓“强人工智能”阶?#38382;保?#20063;许对于人工智能的规制动用法律就已经显得力不?#26377;?#20102;。我们从人工智能发展的脉络为起点,不难发现,人工智能从不具备任何智能到具有基础的、类似于人类幼儿的智能水平,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但是一旦其达到了人类幼儿的智力水平,要达到乃至超越一般人类的智力水平,时间则会大大的缩短。这是由人工智能背后巨量的运算能力与深度学习技术可以推测出的合理?#34892;?#30340;结论。而许多人工智能专家学者都认为,一旦当人工智能达到人类的智力水平,在此之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差距会愈加拉大,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不可逆的。到那个时候,也许再去讨论刑法如何规制人工智能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现实意义了。因此,在其初备智能,较为可控之时限制乃?#20102;?#27515;人工智能发展是具有充分的必要性的。必须要在人类尚能控制人工智能之时,限制其进化速度,以保障人类的生存安全。总之,着眼于科技发展之未来,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制造出现今所谓“强人工智能”产?#32602;?#26174;然,《产品责任法》规定的原则对此很可能是不适用的。进一步思考下去,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入罪问题解决之前,我们更应该解决的是伦理学、哲学层面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与“非人”的界限在哪里?也许是破解今日之迷局的钥匙所在。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回顾史上三次的人工智能浪潮,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担忧总是如同波浪一般起伏。要不是担心人工智能?#25112;?#27585;灭人类,要不就是觉得所有不过时耸人听闻的无由之言。但法律法规的研?#31354;?#19981;应该这样,应该始终保持着对现行技术的?#29616;?#22987;终思考可能带来的困境并寻求解决之道。法律应该是当下的法律,但法律人的眼光在当下立足的同时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免无法适应迅速到来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点亮的全新画卷只是被揭开了一个小角,就足以让人目眩神迷。法律研?#31354;?#20204;应该秉持着科学与理性,探索与发现适应新时代的理想的法律制度体系。科学之光与法律之光交相?#26434;常?#23558;最终照亮这一整幅绚丽多姿的未来画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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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美]艾萨克·阿西莫夫.我,机器人[M].叶李华,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2013:59-60.

          作者:叶镝 徐立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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